在《平凡的世界》里，孙少平为何可以跟田晓霞恋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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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 凡 的 世 界》

事实上，从《姐姐》开始，路遥就持续书写着地位不对等的恋爱故事，但这些恋爱关系都无法长久，只有孙少平和田晓霞是例外。当时有人问路遥，是不是因为无法处理孙少平与田晓霞的恋爱而让田晓霞死去，路遥说，不是这样的，他们的结合完全有可能。

《平凡的世界》是路遥耗费了最多心血，感动了最多读者，却得不到主流文学界肯定的一部作品。这部被后来者视为“屌丝逆袭白日梦”的作品， 对于那一代农村青年而言，是实实在在的励志之作。小说前三章紧密围绕孙少平的吃饭问题展开。孙少平在学校只能吃最差的“丙等饭”，为贫穷感到自卑，在阅读中与郝红梅结下友谊。后来，他的同乡兼同学田润生替姐姐田润叶捎话，让孙少平去润生二爸，也就是时任县革委会副主任田福军家吃饭，从而引出了田福军、田晓霞等一系列人物的出场。路遥为《平凡的世界》写下的这个开头正牵连起一系列熟悉的文本。孙少平对于吃饭问题的敏感，直接关联起司汤达的《红与黑》中于连当上家庭教师之后首先关心的就是“我跟谁同桌吃饭”的问题；孙少平不关心无产阶级政治，甚至在政治课上偷看“反动书”《红岩》，并被政治积极的侯玉英举报，但老师安抚了孙少平，这近似于刘心武《班主任》中的故事；孙少平第一次感受到双水村外面有一个辽阔的大世界，是在阅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之时发生的。电视剧版《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平《红与黑》是批判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个人反抗故事，《班主任》是以读书修复伤痕并克服异化的人道主义叙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共产主义新人锻造史。三种故事指向三种不同的主体成长方式，也关联起三种不同的精神资源。但别有意味的是，这个开头又修改了这三种故事。孙少平的吃饭问题在田润叶的体贴关怀下得到解决，他毫无《红与黑》中于连的羞涩胆怯，而是为温馨的乡情所感动。孙少平偷看的书也不是《班主任》中的《牛虻》，而是更为“正统”的小说《红岩》。而他在阅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时，最不能忘怀的是“富人的女儿”冬妮娅，甚至想，“如果他也遇到一个冬妮娅该多么好啊”！ 01 农村新人”还是“鲁滨孙”？在《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平先是去黄原当“揽工汉”，后来又去铜城当煤矿工人。人们很容易把这样的形象当成后来的“农民工”，但如果我们仔细揣摩小说原文中作者对于孙少平走出乡村的描写，会发现别有深意。在小说第42章，当孙少平与田晓霞讨论毕业后的前途时，他做了一番慷慨激昂的陈述：我现在特别想到一个更艰苦的地方去。越远越好。哪怕是在北极的冰天雪地里；或者像杰克·伦敦小说中描写的严酷的阿拉斯加……我不是为了扬名天下或挖金子发财。不知为什么，我心里和身上攒着一种劲，希望自己扛着很重的东西，在一个不为人所知的地方，不断头地走啊走……晓霞，你说这些想法怪不怪？我也说不清楚这是为什么！但我心里就是这样想的。我回到家里，当然也为少吃没穿熬煎。但我想，就是有吃有穿了，我还会熬煎的。这一长段的自我剖白中，值得注意的是，孙少平想要离开农村的动力并非来自前文已经大肆渲染的、只吃得起“三等馍”的穷困生活，而是“心里和身上攒着一种劲”想要出走，即使有吃有穿也会继续“熬煎”。类似的剖白也出现在孙少平与孙少安发生过的两次争执中。一次是孙少平希望出去“闯荡世界”，不想在家帮哥哥孙少安经营烧砖窑。哥哥指责他爱“逛”，他立马反驳：“我不是去逛！我是要出去干点事！”叙事者的声音在这里插入评论，指出孙少平离开乡村的冲动不同于另外两位离开乡村的同龄人：“ 虽然同是外出‘闯荡世界’，但孙少平不是金富，也不是他姐夫王满银！”兄弟俩的第二次争执，是孙少安在扩大经营后再次找孙少平回家帮忙，孙少平依然拒绝了邀请：“钱当然很重要……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电视剧版《平凡的世界》中的少平（弟）、少安（兄）通过乡镇企业致富的孙少安是 20 世纪 80 年代改革中典型的农村人物形象，孙少平却不是。孙少平充满着远走高飞的无名骚动，不愿继续土地上的安稳生活，这正贴近于笛福笔下的鲁滨孙。《鲁滨孙漂流记》中，鲁滨孙有着房子、种植园和家庭，却在某种“命中注定的东西”的召唤下去海上冒险。孙少平无法抑制的“闯荡世界”的冲动与之类似。瓦特指出，和浮士德、唐璜、堂吉诃德等因“自大、异常的才能和堕落的无度”而获得自由的漫游者相比，作为普通人的鲁滨孙通过理性规划在荒岛生活中实现了“这一切理想的自由”。路遥在孙少平身上融入了鲁滨孙的元素，因此，有别于王满银和金富式的“盲流”和“逛鬼”——前者是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用以形容农村流动人口的代表性名词，后者是安土重迁的乡土中国对于不安于土地者的称呼，孙少平是主动出走并通过理性规划在新时代获取成功的新型人物。孙少平与鲁滨孙的类比并非生造。1984年9月，著名电影评论家钟惦棐在一次会议上提到电影《人生》时，也谈到了“鲁滨孙”这个形象。发表于 1981 年《文艺报》上的一篇文章则将鲁滨孙与“社会主义新人”的命题联系在一起——“农村社会主义新人”一词包含着丰富的层次，要求协调“农村”与“现代”、“社会主义”与“改革”、“集体”与“个人” 之间的关系。孙少平正是路遥试图创造一种混合型“农村社会主义新人” 的尝试。他具有比高加林（路遥小说《人生》主人公）更彻底的鲁滨孙式冲动，但一直通过乡土社会网络得以生存、得到抚慰，而非像高加林那样只能在城乡之间二选一。孙少平“严格地把自己放在‘孙玉厚家的二小子’位置上”，“敬老、尊大、爱小……人情世故，滴水不漏”，打工宁可少要钱，给奶奶买眼药水，给父亲箍窑洞，给妹妹置办行李……总之，他认可黄土地上的“另一种复杂，另一种智慧，另一种哲学的深奥”。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曾经区分了人类群体生活的两类形态：一类是建立在血缘、地缘和宗教基础上的“共同体”，另一类是建立在“个人、个人的思想和意志”基础上的“社会”。“共同体”在农村地区生机勃勃，而“社会”则是城市文化“不可或缺的器官”。滕尼斯写道：“共同体是古老的，社会是新的”，“在共同体里，尽管有种种的分离，仍然保持着结合；在社会里，尽管有种种的结合，仍然保持着分离”。

尽管滕尼斯想表达的是对于古老“共同体”生活的向往，但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现代化”主潮中，这种对于古典与现代、农村与城市之间不同群体形态的体认被理解为古典的“共同体”需要进化为现代的“社会”，农村需要进化为城市。然而，《平凡的世界》却极力构想了两种群体生活之间的均衡性。孙少平虽是鲁滨孙式的现代个体，但依然尊崇农村的种种礼俗规矩，肯定乡土“共同体”所代表的价值。鲁滨孙的孤独处境被视为现代个体的普遍命运，预示着现代生活中“个人”与“社会”无可避免的分裂，而传统的乡土“共同体”却帮助孙少平超越了这一分裂。

《鲁滨逊漂流记》插图在本章引言部分对《平凡的世界》开头所做的分析中，孙少平对于吃饭问题的敏感近似于《红与黑》中的于连——这同样是一个典型的“个人”形象。但与于连不同的是，在田润叶的体贴下，孙少平的吃饭问题得到解决，他也为这种温馨的乡情感动。这是现代“社会”中的“个人”被乡土“共同体”拯救的例子。路遥虽然分享了20世纪80年代的人们对于城市文明和现代化的向往，但与此同时，在他眼中，以“社会”的方式组织起来的城市和以“共同体”的方式组织起来的乡村之间并不是非此即彼，后者并不需要被全盘否定，甚至可以救“现代”之弊、救“个人”之弊。孙少平这一形象体现出的，正是一种关于“乡土”与“现代”可以兼容的构想。

02  孙少平的“阅读”与“爱情”

路遥的大部分小说中都有一个家境贫寒却热爱读书的年轻人形象。他的自传体小说《在困难的日子里》中，马建强因吃饭问题引发自卑，这一情节重复出现在后来的《平凡的世界》。但《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平的读书，已经没有了赢得考试、超越家境优裕者的目的，而是直接服务于他的内心：

是的，他除过一天几个黑高粱面馍以外，再有什么呢？只有这些书，才使他觉得活着还是十分有意义的，他的精神也才能得到一些安慰，并且唤起对自己未来生活的某种美好的向往。读书和尊严的联系在《平凡的世界》中显得更为“直接”。这种“直接”体现在：不是通过知识出人头地，然后才有了尊严，而是知识本身就能安定内心，建立尊严。孙少平自发阅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红岩》《创业史》，在田晓霞的指引下阅读《参考消息》、《各国概况》、杰克·伦敦、艾思奇、《天安门诗抄》、《白轮船》、《简·爱》、《红与黑》，从诗人贾冰处借《牛虻》，在揽工时读名人传记，他的读书是业余性的，并不与功利目的相关。

作为农村孩子的孙少平读了太多与自己生活无关的书，以至常有后来的读者嘲笑他读书是为了装点门面。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路遥《人生》中的高加林确实常在看书看报之后向城市女孩黄亚萍大谈特谈国际政治和能源知识，在同村人面前展现自己因受过教育而与众不同，孙少平却总是躲在不为人知之处安静地阅读，他的读书心得更多转化为一种人生体悟，而非在他人面前的炫耀性展演。

伊恩·瓦特在《小说的兴起》中指出，18 世纪初，曾存在着一种关于“劳动阶级因追求比他们高贵的人的业余消遣而把毁灭带给了他们自己和农村”的论调，以此来维护社会等级秩序。这种观点认为，阅读会造成手工劳动者的精神涣散，使他们不再劳动。参照这一观点，《人生》便可被视为一部关于劳动阶级如何因追求更高贵的业余消遣而造成毁灭的小说。从《人生》到《平凡的世界》，体力劳动和智识训练的关系从对立转化为并行不悖。田晓霞一度以为孙少平回到农村之后就会被“小农意识的汪洋大海”淹没，却没想到他一直没有放弃精神追求，这成为他们恋爱的开端。孙少平即使在黄原揽工的艰苦环境下依然坚持阅读《马克思传》《斯大林传》《居里夫人传》。——阅读名人传记的孙少平，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红与黑》中将《圣赫勒拿岛回忆录》视为命根子的于连。于连深深眷恋那个能让底层青年大展身手的拿破仑时代，因而对自己所处的时代充满憎恨。但孙少平没有使书中的世界映照出对现实世界的不满，而是将其视为一种普遍化的“人生哲学”。这种将具体进行“抽象化”的努力，是一种高级的认知能力。这种能力不止一次出现， 孙少平甚至从自己的苦难生活中提炼出了一种“关于苦难的学说”。小说特别点出，正因为这一原因，穿着破衣服的孙少平在穿着风雨衣、旅游鞋的田晓霞面前，并不觉得低人一等。电视剧版《平凡的世界》中的田晓霞有意思的是，于连式的阅读出现在了安锁子身上。孙少平在矿井下利用休息时间给大家讲《红与黑》中的故事，当他讲到于连如何爬进了“那位小姐”的卧室时，单身汉矿工安锁子十分嫉妒于连的“好运气”，气得撕毁了《红与黑》。同样的例子也出现在孙少平的黄原揽工生活中：“萝卜花”为大家讲述自己与灵香的故事，他添油加醋地描述灵香的美和自己骚动的欲望，让揽工汉们浮想联翩、兴奋不已。

雅克·朗西埃曾对福楼拜为何要让包法利夫人死亡有一个解释：艾玛·包法利阅读了太多小说，因此将文学与生活混为一谈，想让文学中的快乐变成现实的快乐，而这是不为等级秩序所允许的。包法利夫人的阅读与安锁子和揽工汉们的阅读都是类似的。

相比之下，孙少平清楚地区分了艺术与生活的关系。有一个例子，孙少平在读完《白轮船》后与田晓霞出门散步。第一次与姑娘单独在一起的经历让他骚动不安，但他在春夜中感到忧伤，叹息着念起了《白轮船》中吉尔吉斯人的古歌：

有没有比你更宽阔的河流，爱耐塞，有没有比你更亲切的土地，爱耐塞。有没有比你更深重的苦难，爱耐塞，有没有比你更自由的意志，爱耐塞。

田晓霞也一同朗诵起来：

没有比你更宽阔的河流，爱耐塞 , 没有比你更亲切的土地，爱耐塞。没有比你更深重的苦难，爱耐塞， 没有比你更自由的意志，爱耐塞。

《白轮船》，艾特玛托夫著小说中写道，这时的孙少平想要抱住田晓霞，却被喇叭声拉回现实之中。这是《平凡的世界》中非常动人的一段描写。使孙少平高出安锁子的，是前者没有将阅读视为轻易获取欲望快感的来源，反而是通过阅读将个人的欲望和忧伤导引向某种具有超越性、包容性的存在：山川河流，以及苦难、自由等哲理概念。这样的态度，和上面分析过的孙少平从书本世界中提炼出一种“人生哲学”的阅读态度是一致的。孙少平的阅读方式显示出一种“反媚俗”的姿态：艺术可以用来补偿现实的不足，但艺术始终是“内部”的，不被直接拉入“外部”的现实之中。

因此，我们可以从文学的意义上理解为何孙少平可以与田晓霞恋爱。事实上，虽然路遥从《姐姐》开始就持续书写着地位不对等的恋爱故事，但这些恋爱关系都无法长久，只有孙少平和田晓霞是例外。当时有人问路遥，是不是因为无法处理孙少平与田晓霞的恋爱而让田晓霞死去。路遥认为这不是无法处理的，他们的结合完全有可能。

“爱情”是 20 世纪 80 年代人道主义话语最集中、表达最强烈的主题。20 世纪 80 年代的爱情观念以人格平等为基础，只有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人生》中高加林抛弃刘巧珍才不是一个“陈世美” 式的、贫寒才子“发迹变态”的老套故事，而是因没有共同语言而无法产生“爱情”的新故事。而孙少平的“非功利”和“反媚俗”阅读，则使其超越了《人生》里的高加林，超越了农村出身，具有一种“知识分子”人格。同样， 田晓霞也不是杜丽丽那样的典型城市青年，而是更接近“知识分子”形象。在同为“知识分子”的意义上，他们才得以拥有爱情。

如果细分，田晓霞和孙少平其实是两个时代的文化英雄。像田晓霞这样读“黄皮书”、“灰皮书”、《参考消息》、《各国概况》长大的高干子弟，曾经出现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的《晚霞消失的时候》和《公开的情书》中。洪子诚在点评《晚霞消失的时候》时指出，他们的高谈阔论之所以如此激动人心，源自这些谈论是对上一个年代里“知识无用论”的背离和批判。而在将农村和农民视为“愚昧落后”的 20 世纪 80 年代，《平凡的世界》中以“非功利”和“反媚俗”姿态阅读严肃书籍，还能从苦难中“抽象”出“学说”的孙少平，则倾注了路遥对于农民如何获得一种 “精神生活”的期待。在路遥那里，孙少平的精神追求超越了他所身处的艰难环境。更重要的是，孙少平之精神生活的获得来自在逆境中磨砺自我。这就意味着，农村人并不会因为经济水平的落后而缺乏获得“精神生活”的可能性，恰恰相反，正是这种艰难困苦为他们提供了磨砺精神的必要条件。那个在漏风的工地上挑灯夜读的孙少平形象，因此才无比激励人心。在农村和农民被视为“愚昧”的 20 世纪 80 年代，这是路遥为千千万万和他一样的农村青年找到的通往高贵的道路。03  文学地图的“转移”与路遥的“浮沉”对于路遥的评价，在文学研究界和普通读者之间始终存在着巨大反差。这是一直引发人们关注的问题。1986 年春，《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写毕。《当代》杂志派来看稿的编辑周昌义认为这部小说跟不上当时标新立异、流行“寻根文学”和现代主义、讲究思想启蒙和文化复兴的文坛，因此找借口退了稿。作家出版社的编辑看了这部小说，也认为这是老一套“恋土派”，并将稿件退还最后，《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只能辗转发表在地处边缘、抢夺稿源竞争力不如《当代》《十月》《收获》等京沪杂志的《花城》上。《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发表后，反响并不好，以致第二部无处发表，第三部也只发表在影响力并不大的山西刊物《黄河》上，直到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才一炮而红。路遥路遥所遭受的冷遇，据说源自他在20世纪80年代的文坛中显得过于“落伍”。事实上，他的“落伍”与80年代陕西文坛的集体边缘化密切相关。20 世纪 80 年代的中国文坛是高度精英化的，“新时期文学”的主导者来自城市、沿海、东南地区，农村则成为文化荒地。——面向农民的精神文化产品的绝对缺乏，正是《平凡的世界》后来热销的外部原因。路遥接受史中最吊诡的一次变迁在于：他从被 20 世纪 80 年代文学界瞧不起的“落伍作家”，最终变成了 21 世纪批评家眼中严肃文学的良心。“文学”本身的位置变化使路遥不再“另类”，反而可能具有了某种“正统”和“典范”的色彩。而路遥在 1992 年市场经济的先声中去世，则进一步以悲剧英雄的意味印证了这种严肃文学的位置。路遥回归了“主流”文学的谱系，但在路遥之后的当代文学中，是否还有人为大地上的农民思考一条上升的道路？路遥在网络文学界大受欢迎，《平凡的世界》被称为“唯一一部对网络文学有影响的新时期经典”。创作了玄幻武侠小说《间客》的著名网络作家猫腻，甚至将《平凡的世界》称为他看过的最好的“YY（意淫）小说”。人们只记得孙少平、孙兰香兄妹与高官子弟的恋爱故事，却忘记了路遥始终在强调他们在困境中的脚踏实地和精神砥砺。修仙和玄幻是网络文学里最流行的文类，更成为《平凡的世界》之后的时代里底层青年关于“文学”的新经验。在这样的背景下，原本的现实主义作品《平凡的世界》恐怕也就成了一个平民子弟修仙飞升的白日梦。既然是“意淫”和“梦”，也就意味着对于农村青年上升可能性的彻底否认。它们是在幻象中凌空蹈虚的“飞岛”，却不是《平凡的世界》里展现出真切可能的“上升的大地”。
 本文节选自
《上升的大地》作者:  罗雅琳
出版社: 中信出版集团
出版年: 2020-6

来源：凤凰网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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